股市异动一周年之际，我们可以从这场泡沫破灭中学到什么？
去年夏天的股市暴跌，究其原因，不外乎宽松的流动性在监管松弛的环境下催生了资产泡沫，监管部门清查场外配资戳破了泡沫，触发了股市由疯涨转为急跌。这似乎符合所有资本泡沫形成与破灭的规律。
然而，2008年的股市重挫并没有引发市场如此大的震荡。回顾股市的历史，这次股灾既不是下跌幅度最大的，也没有下跌到最低记录，但却引发了市场的激烈反应，原因何在？
这就要把这次股市震荡放在特定的环境下去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手段、银行信贷、土地出让等拉动经济的手段在不断弱化，发展资本市场、促进直接融资，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出路，也作为中央政策在贯彻执行。在此大背景下，舆论一致倒向“国家牛市”预期，监管机构投鼠忌器，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场外配资的纵容，从而促发了“疯牛”的形成。可见，将股市发展作为监管目标，必然导致监管不中立，进而埋下风险隐患。
另外，去年股市暴涨背后的一大特点是大量资金通过场外配资、融资融券等方式加杠杆入市并催生泡沫。使用杠杆的以散户为主，尽管散户为主是我国股市一直以来的特点，然而现在机构投资者散户化成为中国股市的新常态，制造资本利得预期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主业”，使得整个股市羊群效应明显，助长了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
然而，成为众矢之的的杠杆本身并非问题的关键，核心问题在于监管机构对杠杆资金的规模不清楚，缺少风险评估，也导致后来救市时心里没底。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与机构体系已经高度市场化，金融创新不断发展，但监管和决策体系却没有跟上，这才是此次股市震荡以及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乱象丛生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此次股市震荡对金融的影响大于对经济的影响，信心冲击大于实质冲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救市成本过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报告《反思2015年中国股市异动》做了一个估算，股指下跌50%，金融体系总资产规模仅缩水5%，金融机构自有资金损失比例10-15%，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活动并未瘫痪，也不会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那既然如此，以高昂的成本救市是否必要？救市应该救什么？
救市救的是流动性而非指数。正常的股市波动不需要干预。暴涨过后必有暴跌是历史反复验证的必然定律，股市泡沫破灭后，股指通常会下跌50%左右才会停止，如果以托市、救股指为目标，救市几乎没有任何成功案例。而异常波动下，市场丧失流动性，破坏力在金融体系乃至社会大范围内快速扩散，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此时必须果断采取救市措施，主要是对市场机构提供流动性，并对银行体系提供稳定性的救助。目前，尚且缺乏一套完整的揭示系统性风险的机制，这成了监管部门进行决策时的掣肘。
此外，对于救市，监管层也需要建立一个充分的预案，明确什么情况下救市，什么情况下退出救市，谁来救、救什么、怎么救等。证监会应淡化救市角色，专心执法，执法尺度应始终保持一致，并容忍个别机构和上市公司失败。决策层需要强化财政和货币部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的角色，增加救市的透明度，建立问责机制，救市措施应采取更偏市场化的方式，避免过度行政干预。救市政策的退出也需慎重，在牛市中渐进退出是最佳选择。
这次股市异动，社会和政府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股市异动来临时的慌乱失措，甚至药石乱投，反映出政府在管理金融市场方面的短板，打击了市场对中国政府管理金融体系能力的信心，使政府声誉遭受损失，同时也动摇了国内外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尤其是对虚拟经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信心。惨痛的代价也使得政府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以及政府并非万能，并下定决心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但重建股市制度可能将面临高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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